第二章 老舍学历与出道

老舍的最终学历是什么？为什么学历那样低还能出国？

        照现在的学历教育看，老舍的最终学历只算得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文凭相当于中专，在校学习时间拢总11年，从1907至1918年，中间在1913年初，由于经济困难，曾退学半年，夏天才考入免费供应膳宿、制服、学费和书籍的北京师范学校（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5年制。

        从受教内容看，他上过两年私塾，背下许多古诗文，1909年后，转入具有半传统、半现代意义的学校，为后来读师范，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和汉族市民文学，学习用文言文写诗歌、散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他有个表舅开茶馆，他爱到小学附近的天桥蹭戏，去茶馆听说书，为“小五义”、“杨家将”、“包公案”、“苏三起解”、“水漫金山”等故事所迷，喜欢满人、汉人的乐器、拳脚、杂耍等民间文艺；自小作文和演讲都好，受到国文老师称赞，常被老师指定为低年级同学的“代课”老师。

        一天，他和同学相约考完作文后去放风筝，恰好作文题目就是《说纸鸢》，老舍很快写完，看到同学不知如何下笔，就给他起了头，好早点交卷。几天后，老师孙焕文把同学的作文拿出来大加夸赞，说破题得体，很称人心，就念了那段开头语，老舍和同学偷望窃笑，被孙老师抓住，那同学只好如实招供了。孙先生听后，未发火，点头赞道，我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个，作文能超过他的。

        这些吸收与激励，都使他可贵的文学天赋，得到了陪护、养育，终而修炼成有用之才。

        当然，即使是读书，老舍也不是什么都喜欢，他小学时的同学、语言学家罗常培曾介绍说，老舍不爱读《三字经》、《百家姓》，这和现在有些天才儿童不爱学英语单词一样，它们都枯燥、干巴，如果把它们做成趣味性的“游戏”，那么，接受就相对容易多了，也不会为人所不爱了。

        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只有十几分，英语和语文却是满分，最初他学英语就不是一上来先背生词，而是通过阅读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发现那里面故事情节更吸引人，学好它就不必翻译了，从而爱上英语学习的。老舍同样爱有趣、好玩的东西，不爱学起来就头疼，又毫无情趣的“知识”，像算术、绘画，为此，他不惜逃学、挨板子。

        被老师打过后，即使他“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流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

        此外，家庭也发生了一些变故，为哥哥娶亲典出舒家祖坟地，三姐出嫁，姑母去世，他们生活更困难了。母亲为养家，供儿子上学，出去当过女仆，做过女工，烧饭、打扫卫生。

        常常，老舍中午放学回来，母亲会内疚地说，今儿中午没饭了，他总是扭头就走，饿肚子上学，不愿看到母亲痛苦的眼神，也不想让同学知道自己没饭吃，强打精神听课。

        考北京师范学校，也是他偷偷考进去的，旗人子弟很少考这样的学校。

        但他没想到，学校要预交保证金10元，他犹豫再三，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起早贪黑忙了半个月，嫂子把自己结婚陪嫁的木箱子卖了才凑够。

        因为穷，更因为旗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末世人”境遇，和本质上的善良，性格上他特别孤高、温厚、宽容，“软而硬”，形容举止严肃、老成，爱独自沉思，每每很悲观、抑郁。

        尤其到年关时，别人家都能欢度，他的心头却满是辛酸、凄楚，给人留下了比较谨慎胆小、有点古怪和神经质的印象。

        他自身的一些“病”，后来也给了笔下的人物。其所创造的最成功的三个长篇小说人物——老李、祥子、祁瑞宣，基本性格特征也都是沉郁压抑的，内心丰富而矛盾，作者以偏爱的感情写其朴拙，把自己的生活片段给了他们，让他们都具有了天然生成的超越生活环境的孤独孤高。

        但老舍的光芒直到此时还是内敛的，到转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才渐渐放射出来。人们常看到他演说，参加辩论会，各科都好，成为校长方唯一的得意门生。

        而且，学校本就偏重古文教育，老师中有几位出色的“才子”，引导老舍对《十八家诗抄》、《陆放翁诗集》等爱不释手。在其他课上别人演题或背单词时，他总是在那里读古文，学着做诗，记住了不少典故。

        五四运动前……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歌是学陆放翁与吴  梅村”（《我的创作经验》。《刁斗》1卷4期，1934年12月15日出版。）。

        这里也开设了外语、心理学、地理、植物学等新式课程。课余，他还去帮刘寿锦大叔办贫儿学校，施放粮米。

        1918年6月，老舍以优秀成绩、优良品质，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永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但他的自学远没有结束，近五十岁到美国后，也还在不断学习，认真研究着福克纳等作家的经典作品。

        反映为小说里的世界，他的多数优秀作品都固执地把背景选在“北平”。幽深的胡同、嘈杂的茶馆、破败的大杂院，市民风俗，世态人情，都是她的象征。

        1918年7月，经老师推举，被委派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校长，这时他19岁。赴任前，他和母亲一夜没合眼，他对母亲说：此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就任后，老舍力主改革，对学生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实行新的管理办法，用新思想启发、教育学生。

        他吃住在校，参加各种活动，浇花种草，深得学生家长称赞。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是星期日，他像往常一样在学校，不知道，第二天上课时，才听说了，受到极大震动，思想、感情发生很大变化，从此“装备”了一双新的眼睛和一颗新的心灵，打破了原先相对局限而闭塞的世界，来开放性地观察、体认这个社会了。

        他后来是这样说的：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可能终生只是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决不会想到去搞文艺，做作家，敢于怀疑圣人，知道应该反抗谁、反抗什么，并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选取不同于才子佳人类型的题材，去批判黑暗了。

        1920年9月，老舍被任命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除了处理公务外，还要进行调查，把发现的问题写成报告，提出解决方法。但是学务局一片死气，人们都不喜欢这个年轻人，对他冷嘲热讽，他们关心的是做交易、捞油水、抢肥缺，维持现状。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就取材于这时候的见闻。

        到1922年时，老舍收敛起锋芒，变得苦闷消沉、心灰意懒了，常去看戏、打牌、逛公园、喝酒，只是不嫖。那样，“当深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地放到荒唐鬼之群里面去”。

        这是许多年轻人渡不过去的“关”——人生中有一段“危险时刻”，是用来历练心志、情性的，过不去的人就会栽下来。

        母亲很为他担心，觉得治疗儿子弊病的办法就是给他说个媳妇，便开始了张罗。找到—个佐领家的不识字的小姐，长得好看，办妥后才告诉儿子，更让老舍苦不堪言，头一次和母亲大吵一顿。

        当时，老舍正与刘寿锦大叔的女儿产生了甜美的恋情，又怕母亲伤心，为退婚陷于苦恼。在姐姐的帮助下，才解除婚约。老舍本人则大病一场，脱光了头发，害得半年不敢脱帽。

        养病期间，他终于有了悔悟，决心戒除不良嗜好，觉得像现在这样，清闲而报酬优厚，只能毁了自己，该找些正经事做，便义务担任了刘寿锦贫儿学校的教员，学会了打拳、练剑。

        1912年，老舍领洗人教，做了一名基督徒，隶属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当过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主日学主任，还写过一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宣传“华人自办教会”，主张自培自立。这是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可惜没能存留下来。

        他又参加英文夜校的学习，义务为它做些服务，在这里认识了后来对他有巨大人生影响的许地山、白涤洲和夜校主持人刚由英国回国的缸瓦市监督教会主持、北京监督教联合会会长宝广林，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宗教和改造社会、为社会服务等问题。

        即使这样，他依然受到冷遇和申斥，龌龊而乌烟瘴气的官场，容不下老舍不亢不卑、不吹不拍的“穷酸味”。他愤然辞职，去了天津南开中学做国文教员。原先他一月赚一百多元，现在只能到50元，可是他很快活，接触的是可爱的学生，在学校活动，做的事多，有规律。

        南开中学思想活跃，自由气息甚浓，老舍在这里恢复了自信，遇到了颇有魅力的基督教绅士张佰苓教授。张也曾激励过学生时期的周恩来，后来老舍和周的交情，可能始于对张共同的感激和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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