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萧军的“偶然婚姻”

萧红的童年是不幸的。她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户张姓地主家庭，父亲在继母的挑唆下，为萧红订了一门亲事，然后他又不择手段，与校长串通一气，粗暴地中止了萧红的学业。在父亲和继母的淫威面前，萧红所作的反抗是无力的，父亲不仅不尊重女儿的意愿，反而责骂甚至痛打她，萧红感到再也难以忍受，在一位婶母的帮助下，她逃离了这个没有给她丝毫温情、毫不值得留恋的家。

        在哈尔滨流浪的生活是艰苦的，同时逃离了家庭的束缚又使萧红在精神上无比轻松，然而家庭的阴影却紧跟着她，并未离她而去。“未婚夫”汪恩甲从呼兰一直追到了哈尔滨，萧红在家庭的步步紧逼面前继续逃跑，她又躲到了北京，可汪恩甲如影随形紧迫不合。在北京，他死乞白赖地追求和纠缠萧红，表示要提供她上学的经费，自己也要在北京读书。在汪恩甲花言巧语的诱惑下，已厌倦东躲西藏生活的萧红竟鬼使神差般地答应与他同居。他们居住在北京的一座公寓里，萧纽怀了孕。汪恩甲又把她带回哈尔滨，住在了东来顺旅馆，几个月下来，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这时汪恩甲告诉萧红他回家取钱后再来接她，从此一去不复返。萧红陷入了困境之中，她债台高筑，无家可归，已成了旅馆的一个“人质”，更有甚者，旅馆老板为了弥补损失，正准备把她卖给毗邻的烟花巷。

        正处在饥饿中的萧红听到小伙计偷偷传来的消息感到绝望极了，她不明白生活为何竟会如此残酷，她想听天由命，可内心却分明有个声音在否定这个念头，告诉她不能坐以待毙。茫然间，萧红不经意地发现了贴在墙角上的《国际协报》，她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该报写了一封求援信。在信中，萧红诉说了自己的困境，她愤怒地写道：“难道现今世界上有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被卖掉……”这封信深深地震撼了该报编辑部中的萧军等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决心要尽全力拯救这位火坑边缘的女性。

        萧军是一个性格开朗、豪爽的年轻人，当时是《国际协报》的长期撰稿人，靠稿费维持生活。在主编裴馨园的委托下，萧军于一天傍晚带着介绍信和几本书来看萧红，敲门后的情景，萧军后来有很精彩的追忆：“……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半长的头发散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地微微有些颤抖……”此时的萧红犹如惊弓之鸟，她害怕门前的这位不速之客会于已不利，待明白萧军的来意后，她那颗饱受惊悸的心才稍稍稳定下来。她向萧军详细诉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恳切地希望报社能伸出援助之手，说罢，萧红充满期待地看着眼前的这位救星。萧军躲避着萧红的目光，他无意间瞥见散落在床上的字、画和诗，忙问这是谁的作品，萧红告诉他是自己无聊时的随手之作，边说边拿出一支已用剩半截的紫色铅笔给萧军看。萧军惊呆了，“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觉得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萧军虽已决心要帮助萧红，但要切实行动起来却又难上加难。根据旅馆老板的说法，要接出萧红，必须还清全部的欠款，否则，“我们只能把她作为‘人质”’。而六百多块钱对像萧军这样一位依靠稿酬度日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不可能筹得数目如此之大的赎金，正当萧军绞尽脑汁，四处奔波之际，天公帮了大忙。八月的松花江如一条难以驯服的巨龙，桀骜不驯，水势猛涨，洪水把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片汪洋，松花江畔的东来顺旅馆的一楼也浸泡在水中，当时的局势十分混乱。萧军急中生智，从一位南方朋友那儿借得一双男式皮鞋，给萧红穿上，两人趁机逃之天天。

        刚出旅馆，萧军立即把快要分娩的萧红送进了医院。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后，萧红产下了一个女孩，出院时，由于萧军无钱交纳住院费用，只得把刚出生的婴儿当作抵押留在了医院。出院后，两人在一家白俄所开的欧罗巴旅馆租得了一间小屋，过起了酸甜苦辣，五色杂陈的蜜月生活。此时的萧军已失去了以前的工作，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萧红则产后身体虚弱，整日卧病在床。新生活刚刚开始，他们就尝到了艰涩的苦味。有时他们整天整天地没有食物，只得在饥饿中挨过，能够吃上黑面包已成了他们生活的最大享受。后来，萧军招收到了一个学生，终于有了一份十分微薄的固定生活来源。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萧红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她发表了一些作品，在哈尔滨青年作家群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到这时为止，两萧的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萧军、萧红安居乐业的梦想很快就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破。1933年，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和密探遍布东三省。萧军和萧红感到东北已难以立足，不得不告别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南渡青岛。1934年初夏，两萧抵达风景如画的青岛，在这儿，他们生活了半年，这半年是萧军和萧红共同生活的最好时期。由于萧军有了固定的收入以及知心朋友舒群的热情帮助，他们毋需再为生活四处奔波。萧红借这段少有的安定日子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生死场》，这是一部被鲁迅誉为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力透纸背”的佳作。初战告捷，坚定了萧红在文学道路上开拓的信心，从此她一直笔耕不辍，迭有佳作问世。

        本来萧军和萧红可以在青岛长期生活下去，可好友舒群的意外被捕使他俩感受到了正在逼近的危险，同时也因为萧军已与鲁迅取得了联系，到鲁迅身边去战斗的愿望时时激动着这对文学青年。这年10月，萧军与萧红再次南下，来到了十里洋场大上海。

        在上海，萧军、萧红见到了倾慕已久的鲁迅先生，在先生的帮助下，萧红出版了《生死场》。然而正当两人在事业上节节前进的同时，萧军、萧红的感情却出现了危机。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毫无疑问，患难中的萧军、萧红绝对是一对情深义重的夫妻，可当生活改善，双方都有更多的追求时，两人的性格差异成了点燃冲突的火星。萧军豪爽、不拘小节，萧红则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用萧军的话说：“由于自己是健康的人，强壮的人，对于体弱的人、有病的人……的痛苦是难于体会得如此深刻”，对妻子的关心，充其量“也仅仅是理性上的以至‘礼貌’上的关心，很快就会忘掉的。”这自然不是萧红所奢求的，况且这时萧军和另一个女子的关系也让她深受刺激，双方的这种隔阂乃至感情上的疏离使得两萧的小日子过得磕磕碰碰、很不顺心。

        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萧军和萧红也像其他文化人一样内迁武汉，随后又去山西临汾和陕西西安。在西安，萧军和萧红平平静静地分了手，据萧军晚年回忆说：“1938年初夏，……正当我洗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三郎——我们分手罢!’‘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接着很快她就走出去了……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确定下来了。”两人分手后，萧红随端木蕻良返回武汉，不久就结了婚。差不多在同时，萧军也在兰州与王德芬女士结为连理。

        满打满算，萧军和萧红的同居关系约维持了6年的时间，萧军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注定是有始无终的。当今年轻人心理浮躁加上生活条件好，性成熟较早，一旦萌动同居，就易酿成悲剧。如今疯行同居，疯行自由恋爱，那么这则掌故值得引起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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